一九五六年五月初，五、六、七三个区队的森调队员，一行七十余人，离开嫩江镇向北行进。大约要走七、八天，翻过伊勒呼里山，才能到达任务地区——塔河上游。
    离开嫩江的第二天，到达了深入林区的最后一个村庄——额尔可奇。一路上风很大，时而蒙蒙细雨，时而雪花飞舞，北国的初夏带着一丝寒意迎接着远方的来客。
    次日早饭后继续北上，随迁的十几辆“草上飞”大车，拉着行李、仪器、食品、用具等照例走在前面。村北不远有一条小河，没有桥，在平时可涉水而过，近日来因冰雪消融，加上连降雨雪，河水大涨。其实道口的水深也不过一米，河宽不过一、二十米，只是河水湍急。河边虽有一条小船，但车老板们为了免去卸车装船之劳，便直接把车赶过河去。有一辆车装着两个区队的航空照片，为安全起见，队员们让这辆车最后过河。别的车都顺利的过去了，却唯独最后这辆车出了麻烦。它刚一到河心，就被湍急的河水冲离了道口，车老板焦急的吆喝着、鞭打着，力图把马车拉回来，但无济于事。马车顺流而下，一直冲到了河对岸的深水湾处。马一口一口的灌着水，大家蜂拥而上去拉马，但因水深岸陡，车怎么也上不了岸。车老板为了救马，竟用刀割断了辕上的纲绳，甚至连车上捆东西的绳子也割断了。马是得救了，但车上的物品却顺流而下!
    “照片箱子冲走了！”有人大声地喊。没有了航片这意味着什么？没有照片怎么开展工作？怎样完成任务？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神经立刻紧张起来。“会水的同志到这边来！”共青团员金用锡大声地喊着。喊声刚落，朴昌植、李镇镐、崔龙哲、朴连植、金太连等七八个青年立刻站到他的周围。经过短暂的研究，决定下河后，在翻车处将人并成一排，踩着河床挨排的搜寻航片箱子。说干就干，大家脱下衣服，跳到河里，臂挽着臂地搜寻着。岸上的同志急忙打开行李，准备好毯子被子，好接应下河的同志上来休息。林区五月的河水冰冷刺骨，水流又急，他们在冰冷的水里咬着牙，奋力拼搏着，实在顶不住了，便游上岸来缓解一下。但是一上岸，湿漉漉的身子经大风一吹，鸡皮疙瘩立即布满全身，一个个上牙不住地打着下牙。于是大家立刻用毯子、被子裹住他们的身体。暖和一会儿后，又继续打捞，如此反复了多次，仍然没有结果。
    直到晚上，大家的心情仍然象铅块一样的沉重。我是区队长，深感责任重大。经过仔细研究，大家决定作两手准备：一是明日继续打捞；二是明天早晨我立即返回嫩江，给抚顺队部打电话报告事故经过，并要求大队派人去北京综合队再加洗一套我区队地区的航片。大家同意了这个决定，准备打捞与加洗双管齐下。
    在我离开额尔可奇的当天，同志们为了尽早把照片捞上来，一个个奋不顾身的与洪水斗、与狂风斗，宁愿自己受苦，也要千方百计把失去的照片夺回来。虽然有的同志皮肤已经皴裂，但却没有一个人退缩。后来，有位旗长（县长）路过这里，听说我们的事后，安慰大家不要着急。说过两天桃花水一落，就动员群众沿河往下寻找，不难找到。后来果然在翻车处往下四、五百米一个水面开阔处找到了那个箱子。箱子被找到时已经被河沙掩埋了一半。航片失而复得，大家自然欣喜若狂，马上空去箱中的积水，把照片一张张放到炕上晾干。照片虽然在河里泡了几天，但影像和上面的区划线仍然完好如初，丝毫不影响使用。大家都很高兴，因打捞照片而伤痕累累的同志自然更觉欣慰。在北京加洗的那套照片一月之后也送到了区队。
    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便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悔恨当时思想太麻木，竟没有想到要求大队给打捞航片的同志以奖赏，也没有提议让他们做模范。而参加打捞工作的同志事后谁也没有提过这件事，好像翻车事故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打捞航片与洪水拼搏是每个森调队员都应该做的事，不这样做，就无法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谁也未曾想过什么奖赏与酬劳。在那个年代，在森调队员与大自然奋勇拼搏的洪流中，打捞航片的斗争不过是这一洪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而已。但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森调队员与洪水搏斗的感人场面还时时激励着我，与洪水拼搏的勇士的高大形象还时时展现在我的脑海中。 (编辑：y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