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奔向兴安

    记得那是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下午三点，正当水乡江南桃花盛开的时节，我们南林两个毕业班的学生，离开了古城南京，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当时，国家正在组织各路人马开发大兴安岭，我们这些受党教育多年的热血青年没有一个不响应的。二大队任务重，人员不足，林业部将我们分配到了这里。当时上级要求我们行动得越快越好，否则化冻以后就进不了山了。
    列车穿过中原大地，把我们带到了二大队驻地——吉林省洮南。一下车，西北风卷着黄土，把我们这些早已脱下棉衣的南方来客冻得浑身发抖。几辆大马车将我们送进森调大院。在洮南府，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喝上小米粥，吃上高粱米饭，真是很难下咽。甚至有的男同学也为此掉下了眼泪。
    当时院里大批人员已经上山了。我们休息了两天，八号又继续进发，又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才到达当时大兴安岭会战的指挥中心——加格达奇。那里的加格达奇，布满了参加会战人员的帐蓬和板房。这里既是列车的终点站，也是物资转运站。在大队的转运板房里，会战总指挥——林业部部长罗玉川专门看望了我们。第二天，据说经罗部长特批，大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一元钱的狗皮帽子。在当时那样寒冷的天气里，这东西起了很大的作用。
    离开加格达奇，我们又在冰天雪地里连人带行李，乘了一天的敞蓬大解放，来到当时二大队外业大队部——大乌苏。连续几天的旅途奔波，我们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有些女同志在汽车上走一道吐一道。苦不苦呢？苦。但是老部长的亲切关怀，老队员的热情接待，以及各路人马会战兴安岭人欢马叫如潮涌的那种场面震撼着我们，鼓舞着我们。
    我和倪顶太等十人分配到了四中队。四月十五号，我们身背几十斤重的行装和李明义大夫一起穿草甸、过冰河，步行七十里地到达了四中队队部。一路上，饿了咬一口冻馒头；渴了喝几口甸子水，就这样，整整的走了一天。
    十几架帐蓬并排搭在大雪覆盖的山脚下，营区入口处用青松搭了一个牌楼，两边写着：“众志成城战兴安，胸怀朝阳化冰雪。”这就是当时的中队部。当天晚上，我们就睡在用松木杆搭成的铺上，铺底下的雪当时还没有融化。因为行李带多了背不动，所以大家都没有带褥子，睡觉时，只在松木杆上铺上一件大衣或者狍皮。
    就这样，我们从温暖舒适的南方，来到了这天寒地冻的大兴安岭，从此开始了我们的森调生涯。

（下）新的生活

    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学生，来到了东北的兴安岭上，上帝便造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虽然寒冷，却是玉树琼枝，银川万里。
    我们到中队后，立即开始了标准地训练。刚一开始工作，就感觉到使用航空照片是森林调查队员的基本功。如果基本功不到家，在地形变化小的密林中就有迷山的可能。但由于我们的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航片的目测立体。五月一日下小队后，我们就能独立带组工作了。从此，便是连续三年的兴安会战。
    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院里的每个队员（包括大多数女同志）都争着上山，出外业没有一个人找组织讨价还价的。有的同志还因为没能上山，非得找领导问清原因不可。在分配任务时，小队之间都争着到最艰苦的林场去；哪个小队的任务有困难，只要中队一通知，其它小队立即去援助。在外业结束后，不少老同志紧接着又搞冬运工作。冬运，就是利用冬季冰天雪地的有利条件把粮食、作业装备物资用爬犁沿着河套运送到下一年的作业地点。因为一过五月份，天气渐渐暖和，交通就要中断，那时只有靠无线电台与中队和大队取得联系了。那时我们吃的副食全是罐头、干菜，整年也吃不上新鲜蔬菜。由于人体缺少维生素，许多同志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几岁。
    会战期间，大队和中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的非常深入，确实对工作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在三年会战期间，许多同志父母去逝不回家，爱人生孩子不下山。在后方，院里专门有人负责后勤家属工作，有困难大家都能互相关照。
    每天工作回来，疲劳总是有的，然而更有乐趣的是到家后新老队员在一起弹弹唱唱，蹦蹦跳跳的那种奋发向上、团结友爱、充满活力的集体气息。在一次联欢会上，我朗诵了李德林同志作的对口词——《新的一代在成长》：
我们一直在南方生长
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
为了林业大会战
为了开发兴安岭
从南方
来北方
……
不会就学
不懂就问
老同志是我们的活字典
五好队员是我们的好榜样
来吧，练就一身过硬本领
……
    三年会战结束了，我们调查队员“受尽了大自然的折磨，也享受了大自然的乐趣。”但是，这种乐趣只有热爱事业，热爱生活的人才会体验得到。
的确，当我们完成任务，从阿木尔路经盘古河、塔河，往加格达奇班师回朝时，看到沿途根据我们调查的资料规划设计修进去的铁路、公路和已经开始建设的林业局、林场时，从内心深处为一名森调队员能在祖国建设中做出一点贡献而感到无比欣慰。

——摘自1987年《森调队员报》